2022年上海绅装骑行活动
在上海黄浦江畔、北京胡同内外、成都太古里至浣花溪,一群衣着时髦的青年男女蹬着各式复古自行车穿梭在城市的新旧街区。他们的摩登身影与建筑景观交融,相机定格的每个瞬间都像一张张精美的上世纪画报。近两个月来,国内多地兴起绅装复古骑行活动。活动照片和视频在网络上传播,一度登上某生活方式类平台的热搜榜单,引来不少网友的关注。
左为《音乐之声》男主、右为正义的cosplay
绅装复古骑行 造型靓丽引来路人拍照夸赞
上海,四川中路与南京东路交叉路口,红灯亮起,复古骑行自行车车队停下等待。几位大约六十来岁的叔叔、阿姨正准备过马路,却被一群青年男女的独特装扮吸引了目光。有人忍不住停下观看、拍照,也有人上前询问、夸赞:“你们是在拍电影吗?”“你们穿得真好看!”
这是一场绅装复古骑行活动,参与者的服装和配饰都经过精心搭配,被围观、被拍照是骑行队伍的常态。
正在上海某研究所读博士的正义是活动主创之一。如果看过电影《音乐之声》就会发现,他的穿着酷似男主角特拉普第一次出场时的装束。正义穿的是德奥交界地区的民族服饰,他在萨尔茨堡游玩时曾见到当地老人穿着这样的衣服。为了复刻这件夹克,他从东欧淘了一整套鹿骨扣子,又仔细挑选了最接近电影人物着装的灰色和绿色面料。
据了解,这次骑行活动共130人,分为8支队伍。从浦西出发,穿过老城厢的城隍庙、豫园,经轮渡抵达浦东,沿着滨江大道路过和平大钟、东方明珠,用骑行串联起城市的新与旧。
当黄浦江上的夕阳逐渐被夜色取代时,在游轮上,灯光、音乐、酒水早已齐备,他们将在此进行最佳着装的评选。
戴着金框眼镜、穿着米白色西装的Kristan,是上海一所艺术类院校的大三学生。他拿着话筒上前介绍自己的穿搭:颈间系着外公90年代的领带,无名指上戴着父亲十多年前在巴西买的猫眼石戒指。在投票环节,10多位参与者把口袋巾交到了Kristan手上,他获得了当晚的最佳男士穿搭奖。
Kristan是绅装爱好者圈子里的新人,刚刚“入坑”一年。他第一次穿西装是在高中成人礼上,第二次是大学时期参加音乐会,后来他开始逐渐尝试把西装作为日常着装。2021年,他在b站自学西装知识时,刷到了绅装骑行活动的视频。
“挺酷的。”他心里想,不如报名参加2021年的骑行活动,去看看圈内大佬们。他查看日程安排、确认活动时间,七八分钟后再回过头看报名链接,票已经抢光了。2022年,他提前做了抢票的准备:守在直播间等待报名链接公布,紧盯着电脑屏幕秒表倒计时,手上不停地点击刷新,“票不到一分钟就没了!”
正义为了参加骑行活动会精心准备着装
为在现场“隆重亮相” 参与者都会进行精心准备
抢到票的都是“幸运儿”。为了能在活动现场“隆重亮相”,参与者都进行了一番精心准备。
重庆的庞开中提前半年选择Loro Piana(圈内人称作“罗富贵”)防雨面料,定制了仿西班牙猎装风格外套,又在口袋里用丝巾增加“飘逸感”,准备就绪后专程飞到上海参加了骑行。广州的贴章花3000元复刻了美国一双1927年的皮鞋,他的朋友卡森则走低成本路线,选用不到700元的古着单品。但后来因为疫情,他们最终没能成行,只得在二沙岛附近骑着共享单车与上海骑行遥相呼应。
“平时我们喜欢考据,比如一个服装元素的起源、发展。但身边喜欢研究复古穿搭的人不多,不太有机会去分享穿搭背后的历史沉淀和我们的研究思考。如今,线下活动和线上分享是我们释放表达欲、认识朋友的一个渠道。”卡森说。
在绅装爱好者的眼中,绅装骑行就像一次文化盛会。有相近服装审美趣味的人可以借此交流穿搭经验,结识各行各业的朋友,还能见到在网络上关注已久的圈内博主。
绅装骑行活动将绅装爱好者聚集在一起
不少爱好者“入坑”时 也曾遇到周围人不解的眼光
其实,不少爱好者在最初“入坑”时也曾遇到周围人不解的眼光。20岁的Kristan穿上西装在外人眼中显得老成,以至于朋友聚会时衍生出一个固定环节——请新朋友猜他的年龄,他们的答案常常是二十六七岁。母亲最初也不太支持他穿西装,开玩笑说他长期单身的原因是穿着西装让人不敢靠近,想让他停下一段时间试试。
31岁的庞开中“入坑”7年了。他回忆,以前在纽约上学,常常看到曼哈顿的上班族西装笔挺,由此萌生了对西装的兴趣。一天,一身西装的庞开中与着装休闲的美国教授在电梯里偶遇。教授问他为什么每天都穿得这么正式?他结合《王牌特工》里的台词回答道:“西装代表态度,礼节造就君子。”
“礼之大者,莫过于衣冠。”庞开中认为,着装体现了对人的尊重。
在国内,庞开中早年也曾因穿西装被误解。朋友调侃他去相亲,路人猜测他的职业是卖保险的或房产中介。父母也曾有点担忧,他的着装与周围人不同,或许会引来他人异样的眼光。
Kristan和庞开中表示,最初入坑时的着装都难免过于商务、严肃,后来在学习和练习中摸索出自己的风格,日常生活中也常用经典西装元素搭配。庞开中开玩笑说这是一群“臭美”的人,“美是多元的,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兴趣和理解,大家可以互相尊重。”
繁忙都市人 扮成向往的模样
时下,社交媒体中传播的“绅装骑行(Suit Ride)”是正义2020年在上海发起的。他是一名90后,曾在荷兰、英国求学,也曾在伦敦参加过Tweed Run活动。
“那次体验很新鲜,大家有机会穿喜欢的衣服并和相同爱好的人一起骑车,很酷。”那时,正义刚开始对英式乡村休闲风格着装文化感兴趣,喜欢上了花呢、灯绒等较为粗糙的面料营造出兼具休闲与得体的感觉。当天骑行大约5小时,他随人群一起穿过伦敦地标建筑。
2018年回国后,组织完一场校友骑行聚会,正义偶然想起在伦敦的骑行经历,便在2020年与身边朋友一起组织了第一届绅装骑行。这次活动大约有50人参加,第二年便发展到了近百人。
“伦敦的Tweed Run办了十多年,规模大、参与人数多,更像是city tour(城市观光旅游),国内早期的Vintage Ride参与者更多是自行车爱好者,现在的Suit Ride更多是经典男装、复古穿搭文化的爱好者。而且我们更愿意设计一些游戏环节,对新人比较友好。”
正义表示,自第二届活动以来,有一些喜欢不同穿衣风格的玩家也参与了进来。虽然活动名叫绅装骑行(Suit Ride),但并不意味着一定要穿成经典男装的样子。活动在穿衣风格上是包容的,城市机能、美式工装、英伦复古、阿美咔叽都可以,只要好看得体就行。“今年获得最佳穿搭奖的新人比很多人入坑时间都短。他拿到冠军这件事本身就足够有意义。说明玩的时间、年纪、工作、收入都不重要,重要的是愿意来玩、愿意分享和展示自己的爱好,而且确实花了心思。”正义说。
“在不少城市,在日常生活中穿绅装可能有一定压力。这个活动是一个稍微有点‘浮夸’的场合,鼓励大家打扮,对不少人来讲有点像cosplay。我个人觉得,绅装骑行活动和漫展实际上有相似之处。虽然风格、路线、文化不同,但其实大家都是喜欢把自己装扮成向往的样子。”正义说。
“服装就是让人变得得体、好看。如果能从这些研究和实践中获得知识、经验、乐趣,总结出一套能体现自己意趣的风格,甚至是收获一份珍贵的友情,那么这个过程就更加意义非凡。”正义说,“其实绅装骑行就是希望创造一个繁忙都市人慢下来走近自己城市的机会,暂时卸下各种身份,扮成自己向往的模样。”(记者陈静 实习生 宋佳旻)
新岁访巴金******
中新社记者 谷苇
又是一个春天开始了,踏着霏霏细雨,来到巴金的家里。他刚从北京参加了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中国作家协会的理事会回来,照旧“闭门谢客”,继续他的写作生活。
也许是江南的春寒,最难将息。这位78岁的老作家偶患微恙,有点“感冒”。但看他从楼上工作室下来,脚步还是轻快的。
在他的客厅坐定,先谈到了最近在北京参加作家协会理事会的感想。他对中国文学创作的前景,显然是乐观的。他说:现在有一批中青年作家很有希望,他们在埋头苦干,有思想,有志气。他又重复他说过不止一次的那句有名的话:“一个作家,总还是要看他的创作。”
“我自然还要写作,只是做得慢些。”谈到新一年的愿望时,巴金说:“那几项工作,总要把它做完。但也不是一年都能做完的。”巴金的“几项工作”,确实都在进行着,不过有的项目进行得快一些,有的项目则进行得慢些。
为香港《大公报》所写的《随想录》,已出版了两集。巴金原想在80岁以前,以5年的时间写完五集。现在正在写第三集中的一些文章。他说:“不管这些文章发表与否,我总把它写出来,我是为祖国和人民写作,我写的是我心里想说的话。有些文章也许马上不一定发表,但将来还是会发表的。”
读者们当然也很关心他的小说创作进度,巴金正在写着一部长篇小说《一双美丽的眼睛》。不过作家没有透露他的具体进度,问到“大概写了几万字了?”巴金微笑着回答:“这很难统计,反正在写。一定要把它写完的。”
“《创作回忆录》早已写完了。原来打算写10篇,结果写了11篇,都在香港《文汇报》上发表过了。不久以前,香港三联书店已把它印成了单行本。”说着巴金自己走上楼去,拿了一本新书下来,签上名,送给我。这确是一本好书,不论是书的内容,还是书的印刷、装帧和设计。正像有的评介文章所说的那样,这本书“除了是一份记录巴金创作道路的珍贵资料外,还是一首充满了真情的长篇散文诗。”读过这些文章的人,都会有这样的感受。
接着自然就谈到了作家正在译述的赫尔岑的回忆录,那部有名的《往事与随想》。第一本已于前两年出版,现在巴金正在继续其余四本的译述工作。对于这样一部卷帙浩繁,长达150万字的巨著的译作是否能够如期完成,确是有不少朋友为之担心。但是,重要的是译述者本人的态度——巴金始终是充满信心的。“因为种种原因,可能完成得慢些。比原定的计划……”所谓“种种原因”不外乎每年都可能有的、应邀去外国访问的任务——比如近几年来他已先后到法国、日本、瑞典、瑞士等国家访问过。这还不包括另外一些热情邀他去作友好访问、讲学、小住创作的国家。比如美国的“国际写作计划”中心的主持者聂华苓女士和诗人安格尔,在来华访问时,都曾热情提出邀请。但由于实在安排不出时间来,巴金都只好谢绝。此外,当然还有一些“非开不可”的会议。
当然,“开会”与写作是“两者不可兼得”的。有时为了开会,就不得不一再推延自己手中的工作。有时,还不得不应付一些报纸、刊物、出版社的“盛情约稿”。尽管多数编辑是同情、体谅作家的苦衷的,但在“一约”、“一谢”的过程里,总又得占掉一点时间。
谈到这几年国内外出版的巴金的著作,作家显然不愿意多谈什么,因为这在报纸上是经常有及时的报道的。巴金只说了一件事:四川的出版社决定出一部十卷集的《巴金选集》,第一卷今年就可以出来了。这部选集是巴金自己选编的。
“不是有一部十四卷集的《巴金文集》吗?是否可以再版呢?”我倒是一直很喜欢这部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文集,为了这部被张春桥、姚文元之类称作“十四卷邪书”的文集,巴金在已过去的“十年长夜”里吃够了苦。
“那部文集不想再版了。对读者来说,恐怕倒还是这部选集有用些,它包括了我解放以后30多年来的一些作品。至于文集,也许对一些专门做现代文学研究工作的人有用些,不过总可以借来看的。所以,我不愿意它再版了。”对于出书,巴金总是首先为读者的需要着想。
早在几年之前,巴金就倡议要建立一个“中国现代文学馆”。不论是在法国,或是在日本,看到别的国家所建立的文学资料馆,巴金总想到自己的祖国的文学历史资料是多么的丰富和宝贵,它又是多么地需要有一个专门的资料馆来从事文学史料的搜集、整理,并为文学研究工作者提供工作上的方便。现在他的倡议,终于在逐渐有可能变成事实。国家的文化部门和许多作家,都热情地支持、拥护巴金的倡议。周而复把这个倡议,称作“一个迫切的倡议”,并且写了一封充满感情和提有具体建议的长信给巴金。茅盾去世之前,也决定把他的长篇小说《夕阳》(后改名为《子夜》)的原稿等等捐给未来的资料室,以表示他对巴金这个倡议的最有力支持。至于巴金自己,他早已准备一俟“中国现代文学馆”有了房子,就立即将自己所有著作的手稿,个人所藏的中国现代文学作品(包括许多珍贵的、著名作家亲手题赠“初版本”书籍),以及他与国内外文学家往来的书信等等,都捐献给文学馆。除此而外,他还带头捐献了一笔为数不小的钱,为文学馆的建成“助以一臂之力”。
现在,“中国现代文学馆”的牌子已请叶圣陶先生写好了,正在物色合适的房子。
谈话的时间不算短了,应该让尊敬的作家稍事休息了。告别时,巴金坦率地笑着说:“四人帮”在台上的时候早就想把我搞死了。但我终于活了下来,这是“幸免”,也是“幸存”,所以我总是把这些年来的时间当作偶然的所得,因此也格外珍惜。我要把这些时间用来为自己的国家和人民做点事情,当然,首先就是写作。其次,就是为自己“料理后事”,我不想立什么遗嘱,只想在自己活着的时候,把有些事一样一样处理好。比如把自己的藏书分门别类地捐献给国家,让它们到最能发挥作用的地方去。比如主张办文学馆,尽自己的努力促其实现。还有我的稿费,也不想留给子女,他们都有自己的事业。我要把它用在有益于国家建设、文学发展的地方。我希望能顺利地办完这些事情。
看着眼前这位对祖国、对人民、对生活充满热情的作家在“戏言身后事”,并不使人觉得有丝毫的好笑,倒觉得这正是作家的真诚和坦率。
我由衷地祝愿巴金长寿、健康。
(中新社上海1982年4月电)
(文图:赵筱尘 巫邓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