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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击“摩托大军”返乡******

　　2023年春节即将到来，伴随着春运的开始，广东佛山龙山加油站比以往更加热闹。等待给车辆加油的是数十米长的摩托车队，驾驶员们正为返乡做准备。

　　这些骑着摩托车的人被称为“春节返乡摩托车大军”，他们大多数是从外地到广东务工的工人，春节前将骑摩托车返回广西、贵州等地，在家乡过年。“摩托车大军”盛行时，数量最高曾突破百万辆次。

　　1月8日上午，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在现场看到，骑摩托车返乡的务工人员陆续来到加油站，为车辆加油，为返乡行程做准备。加油站工作人员表示，今年骑车返乡的务工人员人数相较过去三年有所回暖。

　　返乡“摩托大军”：

　　骑车出于爱好，当天可以到家

　　从工作地所在的广东佛山到家乡广西南宁，骑摩托车大约需要10个小时。韦易睦连续10年在春节前踏上这段回家路。今年，他照例骑上摩托车准备出发。临行前，他做了两个准备：连夜修好摩托车坏掉的电池，给车加满了油。

　　骑车是韦易睦的爱好。“正好出去，一路看一看。”这辆即将载着他返回家乡的摩托车，曾经载着他去过西藏。去年春节前，他也曾骑车载着妻子一起回家。但妻子觉得“受不了”，所以她今年计划乘坐高铁返乡。

　　佛山龙山加油站是大多数在粤务工返乡摩骑人员必经的站点。1月8日11时，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在龙山加油站现场看到，陆续有骑摩托车返乡的务工人员来到加油站加油和领取物品。

　　57岁的方立辉也在“摩托大军”的队伍中。他已经在广州打工二十多年，骑摩托车回家是他经常选择的交通方式。今年，他计划1月10日早上出发。约400公里的路程，他用8个小时可以走完，当天晚上就能抵达家乡广西贵港。

　　“摩托大军”数量今年或回暖

　　加油站免费为2000骑车人提供服务

　　“摩托大军”近几年数量锐减。据广东省交通部门2022年数据显示，“摩托大军”人群自2013年春运期间达到峰值约110万辆次后，明显呈逐年下降趋势。

　　龙山加油站站长裴大勇告诉记者，近年来，不少返乡摩骑人员开始退出“摩托大军”队伍。“(有的)摩托车车友现在买了私家车，另外在开通了高铁的地方，有些工人选择乘高铁回家。”

　　但据他们观察，今年参加返乡加油活动、计划骑车返乡的人数相较过去三年有所回暖。自2013年来，某品牌石油企业在广东开展公益活动，为春运期间摩骑返乡务工人员、跨省运输卡车司机提供免费加油、休息等服务。今年春运期间，该企业在广东多个加油站计划免费面向2000名骑车返乡人员提供服务。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林珏瑶 杨峰

　　佛山摄影报道

网络募捐不能违背公序良俗******

　　□ 金泽刚

　　近日，江秋莲与刘暖曦(曾用名：刘鑫)生命权纠纷案在山东省青岛市中级人民法院迎来终审宣判：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刘暖曦需赔偿江秋莲各项经济损失49.6万元及精神损害抚慰金20万元。从法律上讲，该案已画上了句号，但案结事未了。随后刘暖曦通过微博就赔偿款发起网络募捐，引发很多网友愤慨。目前刘暖曦账号已被禁言。这起事件也引发了公众对网络募捐所涉法律问题的关注。

　　根据我国慈善法相关规定，慈善募捐，包括面向社会公众的公开募捐和面向特定对象的定向募捐。由于慈善的公益特性，决定了自然人主体并不具备慈善募捐的资格，因此个人在微博就赔偿款进行募捐，呼吁网民进行打赏不属于慈善募捐的范畴。此类行为在性质上可定义为通过网络的个人求助行为。

　　对于他人发起的求助，社会大众或出于同情、怜悯等缘由而给予其物质帮助，这在性质上归属于民事赠与，对此，法律并未禁止。当然，民事法律行为应当遵循诚实信用等基本原则，求助人不得采取欺诈等方式向他人求助，以获得捐款，还应当遵照事先说明的用途使用募捐款项，否则构成民法上的“欺诈”，即诈捐，诈捐是要承担相应法律责任的。

　　与此同时，我国民法典规定，民事主体从事民事活动，不得违反法律，不得违背公序良俗，违背公序良俗的民事法律行为无效。就此案来说，法院的判决已明确了其中的是非曲直，也尊重了人民群众朴素的公平正义观念。司法判决弘扬的是人间正气，呼唤的是社会良知，热心助人者应该得到补偿和认同，自私冷漠者必须得到批评和惩罚。这不只是司法判决的法理所在，也是社会公序良俗的必然要求。

　　2021年最高人民法院在《关于深入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裁判文书释法说理的指导意见》中指出，各级人民法院应当深入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裁判文书释法说理，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作为理解立法目的和法律原则的重要指引，即司法判决就应彰显公平正义，鞭挞丑恶自私。由此案说开，如果其他案件的当事人也因违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中华传统美德的行为，对他人造成伤害而被法院判处承担赔偿责任，但又就赔偿款进行网络募捐，那么这一行为其实就是在向社会公序良俗发起挑战，在向社会主流价值观发起挑战，对此，相关网络平台要严格依据《网络信息内容生态治理规定》《关于切实加强网络暴力治理的通知》等相关规定，承担起相应的法律义务和社会责任，对相关当事人的一些偏激言论，乃至后续的网络募捐行为作出必要的限制和监管。

　　同现实生活中的“讨要”不同，网络属于虚拟空间，在网络上的“求助”不仅求助对象广泛，明显带有社会公共属性，而且便于美化自身角色，从而容易博取同情，进而获利。因此，对网络平台上的求助行为，特别是网络打赏等经济活动的监管亟待加强。对于是否将个人募捐求助纳入慈善法的规制范畴，值得进一步探讨。如果立法条件尚不成熟，亦可考虑在目前的《社会救助暂行办法》中增设关于“网筹型个人求助”的内容，因为完备的社会保障制度和慈善制度在外延上应当包括个人求助制度，个人求助的核心在于个人求助权利得到保障和实现。

　　无论如何，从目前的法律规定来看，不是什么钱都能在网上“讨要”。网络求助同样应当遵循民事行为的基本准则，而且，网络求助应当留给那些真正需要帮助的人，不能让网络平台为违法担责者博取同情、获取财物提供帮助。

　　(作者系同济大学法学教授，上海市嘉定区法学会副会长)

　　（文图：赵筱尘 巫邓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