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为“迎接二十大网上重大主题国际传播研讨会”现场。中新网记者 李霈韵 摄
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致中新社建社70周年贺信精神,9月30日,由中国新闻社主办、中国新闻网承办的“迎接二十大网上重大主题国际传播研讨会”在北京举行。
2022年是中国的政治大年,即将召开的中共二十大意义深远、全球瞩目,是中国向世界讲好新时代的中国故事,中国共产党的故事的绝佳契机。
中国新闻社社长陈陆军在致辞中表示,总书记的贺信让中新社全体干部职工、海外侨社、华文媒体以及为中国对外传播事业不懈奋斗的广大同志们倍感温暖振奋,倍受鼓舞。
陈陆军表示,总书记在贺信中要求中新社要推动中外文明交流和民心相通,这个要求蕴含着深刻的内涵,体现出大国的智慧与担当。人类只有一个地球,是命运共同体,中国的发展进步离不开世界,世界的稳定繁荣也需要中国。相互尊重,和衷共济,和合共生是人类不同文明相处和发展的正道。民相亲,民心相通,不断增进不同国家和人民之间的相互了解,这是中新社作为一家致力于跨文化传播交流的媒体机构应尽的职责和使命。
图为“迎接二十大网上重大主题国际传播研讨会”现场。中新网 李太源 摄中央网信办网络传播局副局长、一级巡视员张勇在致辞中表示,党的二十大是我国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是世界观察中国发展进步的重要窗口,是开展网上重大主题国际传播的重要契机,也是检验我国媒体融合发展成效的重要竞技场。
张勇表示,面对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作为互联网媒体人,大家要有看透世界变化大局和中国发展大势的眼界,更要有勇立变革潮头、担当责任使命的胆识。他强调,要占领主阵地,打好主场仗,壮大主流舆论,彰显中国价值;要围绕关切点,做大共情点,提高报道亲和力,增强传播实效性;要增强创新力,提升竞争力,深化媒体融合,拓宽出海渠道。
破壁和破局
——如何创新国际传播话语体系?
当前,新技术不断改变着信息的传播渠道与触达方式,国际传播进入以互联网为主平台的新阶段。新形势下,如何突破“壁垒高墙”,如何“破局求变”,讲好中国故事和全球故事,成为重要课题。
“讲好中国故事不是简简单单就能做到的”,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与传播研究所所长胡正荣认为,国际传播关键在做好上游内容和下游渠道。但是目前,我国国际传播媒体在内容生产建设上存在短板,在讲述中国故事和全球故事时也缺乏自己的平台,这两个问题亟需重视。
在清华大学国际传播研究中心主任李希光看来,向谁传播非常重要。他认为,在关注国际重大议题时,西方舆论不应该放在最重要的位置,因为国际舆论已不再是西方的舆论。在国际传播中,还应关注如上合组织成员国等国家民众关心的事,以及重视越来越多学习中文的外国精英人群。
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新闻与传播学院院长姜飞强调了话语方式的创新。他认为,懂汉语的外国人越来越多,对中国媒体发布内容感兴趣的外国人也在增加。同时,海外华人群体对中文媒体的表述方式提出了新要求。在新形势下,要“变中求破”,创新国际传播话语方式。
中国传媒大学本科生院院长王晓红认为,只有更好地理解自己,才能更好地向世界讲好中国故事。她认为,“中国好故事”既包括“大时代”的“大故事”,也包括“小人物”的“小故事”,应充分重视网上的个体,让更多个体去展现中华文明,更生动、更直观地呈现中国。
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宋建武认为,要用互联网思维顺应新的传播环境和新的传播关系,通过媒体深度融合开展国际传播活动,做到“入眼”、“入心”、“可持续”。要把传播对象锁定为普通公众,而不是更多地像传统做法那样通过宏大叙事传递声音。
共情和共融
——国际传播实践探索哪些新路径?
图为“迎接二十大网上重大主题国际传播研讨会”现场。中新网记者 李霈韵 摄每一次传播技术的升级迭代,都带来传播实践的新变化。对于国际传播来说同样如此,在媒体融合大趋势下,主流媒体和商业平台不断创新对外传播实践,探索提升国际传播效能的可行路径。
结合中新网网上重大主题国际传播的实践,中国新闻社融媒体中心主任兼中国新闻网总编辑吴庆才表示,中新网从“吾国吾民”的新视角,突出侨海特色,让“中国通”答“中国题”。同时,注重共情共鸣的新表达,聚焦宏大叙事的个体诉说,在中国人的奋斗故事中、在中国人民的幸福生活中,寻找、挖掘、展示中国共产党创新理论、发展理念以及中国的社会变迁、发展成就。
在中国网副总编辑薛立胜看来,国际传播应追求快、准、融、外、通,要快速准确抢占话语阐释权,力图把所有的表达方式进行融合呈现。同时,从受众出发,考虑他们的语言习惯、思维习惯,让外国人讲,让有影响力的人来影响普通人,寻找共同的关注点,达到“我要说的就是你想知道的”。
新浪微博执行总编辑、媒体合作部总经理于琪在分享中表示,主流媒体的公信力、权威性和社交媒体的传播力、互动力在微博得到完美结合。媒体在微博发起的强互动话题内容,能有效带动用户参与讨论,也为正能量在平台的传播发酵赋能。
谈及新的媒介技术和信息窗口,快手泛知识业务&课堂业务副总裁周晓晗表示,会采取动画、短视频、图文并茂等多种手段,降低用户获取和解读新闻的门槛,让重大事件和政策更好向下透传,发挥正面引导作用。
桥梁和纽带
——海外华媒如何将中国故事“再传播”?
图为“迎接二十大网上重大主题国际传播研讨会”现场。中新网记者 李霈韵 摄遍布全球的海外华文媒体是中国故事“出海”的重要生力军,面对媒体变革新动向和国际舆论新环境,海外华媒如何将中国故事“再翻译”、“再传播”?
对于新时期海外华文媒体的定位,葡新国际文化传媒总经理、葡新报社长马丽梅认为,当前,海外华人已经无缝对接国内新闻渠道,华媒应重点在对接所在国的媒体,影响所在国的群体,能够在所在国发声方面重点发力。
泰国头条新闻社社长、曼谷杂志社社长郭蕊认为,华媒要生存发展,公信力十分重要,要秉持正确、客观、中立、权威的原则,不能博眼球,更不能以讹传讹,尤其不能拉踩任何一国。
欧洲时报北京代表处主任马林认为,海外华侨华人在提高国际传播力中的作用不可或缺,且越发重要,海外华侨华人对中国信息接受度高、敏感度强,在让他们了解真实客观的中国,提升民族自豪感的同时,也获得了面对涉华谎言、谣言时反驳的逻辑和实力。
谈及适应当前的国际传播格局,欧洲新传媒集团总编辑范轩认为,在国际舞台讲中国故事,不能自说自话。他还表示,我们秉持礼让谦和、避免冲突的原则,但是面对恶意攻击,要主动出击、说明真相、正本清源。
“讲好中国故事,首先要理解中国国情和中华民族的历史。”瑞士欧亚时报社社长朱爱莲认为,中国最大的国情就是历史和人民选择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中国所取得的巨大进步和辉煌的成就不仅造福着中国人民,更造福着世界人民。
欧洲侨报副社长孙雨梅表示,讲好中国故事要注重从“自己讲”转变到“一起讲”,从讲历史向讲现代和讲未来叠加。她还特别提到,要十分看重华裔新生代的教育和培养,让他们成为未来中国故事的传播者。
谈及中华文化的传播,美国鹰龙传媒、美国城市广播电视台董事长苏彦韬表示,中华文化是民相亲、心相通最好的桥梁,而海外华文媒体记录的不仅是华人华侨的故事,更是中华文化国际传播与传承的坚实基础。
澳门广播电视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副主席暨执行委员会主席罗崇雯称,富有中华文化感召力的优秀节目在澳门很受欢迎,澳门观众感受到了祖国一家亲的归属感,也让在澳门的国际人士看到了中国形象的亲和力。
谈及即将召开的中共二十大,海外华文媒体负责人均表示,将致力于把这次重大报道作为讲好新时期中国故事的重大契机。
香港大公文汇传媒集团全媒体新闻中心总编辑黄晓敏介绍,将用心做好精品,既要见大见小,又要见人见事,在移动化、视频化方面发力内容生产,着重报道十年来香港在不断融入国家发展大局过程中取得的显著成就。(完)
如何避免已婚未育成就业劣势?专家解析女子因已婚被辞事件****** 如何避免“已婚未育”成就业劣势? 专家解析“女子上班第一天因已婚被辞”事件 采访背景 1月12日,一则“女子上班第一天因已婚被辞”的消息冲上热搜。据报道,广东省广州市的王女士第一天上班,填完资料,正在了解公司的相关介绍和日常的工作职责时,突然被人事叫到办公室通知辞退事宜,理由是“王女士已婚,后期会要孩子”。 王女士称,第一次遇到这种情况自己很生气。事情曝光后,不少网友对涉事企业明目张胆歧视女性就业的行为感到愤怒,纷纷呼吁加大执法力度、优化就业环境,消除女性就业歧视。 歧视女性就业违反了哪些法律法规?应该如何加强治理解决职场歧视问题?记者为此进行了深入采访。 □ 本报记者 张守坤 刚办完入职手续就被公司辞退了!令广东省广州市的王女士颇为不解的是,招聘时她已经告知企业自己“已婚”,面对人事时又明确说自己近期没有备孕的打算,但依然难逃被辞退的结局。 王女士的遭遇并非个例。女性就业歧视长期存在:女子怀孕7个月被公司告知“没产假”并被辞退;有酒店要求女员工“怀孕就主动辞职”;一女员工因怀上二胎遭公司解雇…… 这不仅是对女性的职场性别歧视,更是对劳动法律的漠视。 在中国劳动关系学院法学院院长沈建峰看来,这种以性别或者婚否为由排除录用、提高录用条件或解除劳动合同的行为显然构成了就业歧视和违法解除劳动合同,也违反了妇女权益保障法。 王女士被辞一事曝光后,很多网友表示,女性在职场上被歧视的事情数不胜数。有女网友说,自己在面试时会被问到“结婚了吗”“准备生孩子吗”,甚至有企业人事直言已婚未育是劣势。 对于一些企业不愿找已婚未孕或正在备孕的员工这一问题,上海市某公司人事告诉记者,原因很简单,就是怕影响工作,进而影响企业效益。女职工产假相当于带薪休假,而且有了孩子后可能无法全身心投入工作。 我国法律明确规定,国家保障妇女享有与男子平等的劳动和社会保障权利。用人单位在招录(聘)过程中,除国家另有规定外,不得将限制结婚、生育或者婚姻、生育状况作为录(聘)用条件。但为何在现实生活中,职场性别歧视依然屡见不鲜、屡禁不止? 受访专家认为,这是由多种原因造成的,除了观念、社会经济发展等方面的因素外,也有法律制度方面的因素。 北京市律协劳动与社会保障专业委员会委员杨保全认为,女性在就业过程中所遭受的歧视往往不是以明显直接的方式存在的,而是以不易察觉的隐蔽方式,甚至是“披着合法的外衣”,女性所遭遇的歧视从应聘、工作、晋升、薪酬福利到退休,贯穿整个就业过程。对用人单位来说,规避法律法规的具体操作办法有很多,违法成本低。 在北京瀛和律师事务所律师赵彬看来,劳动者维权成本高,我国反就业歧视的相关立法规定过于原则,缺乏可操作性,容易出现受理难、审理难等困境,对劳动者的举证责任要求也比较高,导致维权难度大。同时,有关主管部门在就业歧视问题上的监管力度有待加强,例如,《劳动保障监察条例》还没有将就业歧视明确纳入到劳动保障监察事项中去。 “现有的法律并没有完全平衡好用人单位、女职工以及国家之间的利益。招聘女职工,对用人单位来说,可能加重用工成本,又没有相关分担机制,用人单位必然会排斥女职工的录用。比如,目前奖励产假期间的工资在很多地方都是由用人单位承担,一些地方规定男性享有的陪产假可以‘转让’给配偶享有等。”沈建峰说。 女性职场权益,如何才能有效保障? 沈建峰说,妇女权益保障法修订之后,进一步明确了构成就业歧视的行为,明确了对妇女的就业歧视等可以由人社部门责令改正;拒不改正或者情节严重的,处一万元以上五万元以下罚款,从而强化了对性别歧视的治理。此外,女职工遭遇就业歧视后,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也可以向劳动保障监察部门投诉、举报,要求处理。 杨保全说,为更加有效地保护女性就业平等权,妇女权益保障法将就业性别歧视纳入公益诉讼范围。由检察机关提起反就业性别歧视公益诉讼,比个人诉讼提起更具优势。因此,如果劳动者感觉维权难度较大,可以求助检察机关。 “平等就业权兼有人格权益与身份权益的双重属性。就业歧视作为一种特殊的侵权形式,对受害人的救济可参考适用侵权法的责任形式。除了需要补偿受害人实际支出的费用和损失以外,还应补偿其丧失工作机会或工作的未来经济损失。对于用人单位给劳动者造成严重损失的,还应当予以惩罚性赔偿。造成严重精神损害的,应当根据损害的情节予以精神损害赔偿,以加大用人单位违法成本,起到规范和约束的作用。”杨保全说。 值得注意的是,在沈建峰看来,随着反就业歧视观念的深入人心,目前实践中直接而明确的就业歧视已经比较罕见,很少有用人单位在招聘简章中明确性别要求,也很少有用人单位告诉劳动者不被招聘的原因。目前,隐性的就业歧视比较常见,成为劳动者权益维护的难点和痛点。 对于隐性就业歧视,维权最大的难点在于举证。对此,赵彬建议,劳动者要注意收集相关证据。同时,相关部门应该在平等就业的宣导、监督、执法上加大力度,努力营造公平就业环境。 杨保全认为,还应健全司法救济机制。劳动关系成立前的招聘阶段,即受到就业性别歧视的受害人如要提起诉讼,根据既有证据规则的规定,需自行收集用人单位的侵权证据,然而,让尚未进入劳动领域的当事人收集用人单位的违法证据,在实践中的难度不仅远远大于劳动纠纷中的当事人,而且很有可能无法做到,使保障妇女合法权益、平等就业权成为空谈。因此,还需构建系统完善的司法程序。 “未来条件成熟时,应进一步完善就业促进法,制定专门的反就业歧视法,或者在劳动基准法中增加反就业歧视的规则,明确就业歧视的认定标准,合理分配就业歧视的举证责任,优化就业歧视的救济程序。”沈建峰说。 (文图:赵筱尘 巫邓炎) [责编:天天中] 阅读剩余全文() |